一
打铜街不长，从街头走到街尾，一袋烟的工夫。
但陈铜生在这条街上打了四十年铜。他的铺子在街中段，门口挂一块木牌，上书“陈记铜器”，字是他自己刻的，歪歪扭扭，像他打的铜壶，不圆，但耐用。
打铜街的名字来得直白。梅菉九街十二巷，大多以货物命名，打铜街就是打铜的。铜壶、铜盆、铜锁、铜铃，还有姑娘出嫁时陪嫁的铜镜和铜脸盆。陈铜生什么都打，但最拿手的是铜铃。牛脖子上挂的那种，拳头大小，声音沉，传得远。乡下人买他的铃，说“陈记的铃，牛走丢了都能找回来”。
他有一个哥哥，叫陈铜福，也在打铜街，铺子在街尾。哥哥打的是细活，铜首饰，簪子、耳环、镯子。兄弟俩一个粗一个细，街坊说，陈家的铜，粗的养牛，细的养人。
但他们已经十年没说话了。
二
事情要从一只铜壶说起。
那年陈铜生接了一单活，城里一个富户嫁女，要一对铜壶，壶身要刻龙凤。陈铜生打了三天，刻好了，送到富户家，富户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哥打的比你好。”
陈铜生没说话，把铜壶拿回来，重新打了一对。第二次送去，富户还是那句话。
第三次，陈铜生把铜壶放在富户门口，没进去，转身走了。富户派人把铜壶送回来，说“不要了”。陈铜生把铜壶挂在铺子门口，挂了三年，生了一层绿锈。
哥哥陈铜福来劝他，说“富户挑剔，你别往心里去”。陈铜生说：“他说你打得好，你打的确实好。但我的壶，他挑不出毛病。”
陈铜福说：“我没说你打得不好。”
陈铜生说：“你也没说好。”
那天之后，兄弟俩的铺子中间隔了一条街，但比隔一座山还远。
三
民国二十七年，日本人来了。
打铜街的铜器忽然紧俏起来。不是做嫁妆，是做弹壳。上头来收铜，铜壶铜盆铜锁，论斤收。陈铜生的铺子里堆了半屋子的存货，收铜的人来了三次，他三次都说“卖完了”。
第四次来的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，说：“陈师傅，前线缺铜，您这些放着也是放着。”
陈铜生说：“铜器是给人用的。弹壳是杀人的。我打了一辈子铜，没打过杀人的东西。”
年轻人走了。陈铜福从街尾过来，站在铺子门口。
“你那些铜，不卖？”他问。
“不卖。”
“我的卖了。”陈铜福说，“首饰铜，不顶用，留着也是生锈。”
陈铜生没接话。陈铜福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
那天晚上，陈铜生把铺子里的铜器一件一件搬出来，铜壶、铜盆、铜铃，堆在街中间。他点了一把火。
火不大，铜烧不化，但熏黑了。街坊跑出来看，问他做什么。他说：“烧黑了，就没人收了。”
陈铜福也出来了，站在人群后面看。火灭了之后，他走过来，蹲下，拿起一只铜铃，翻过来看底款。
“这是我的手艺。”他说。
“你的？”陈铜生愣了一下。
“十年前你打的那对铜壶，富户退回来，你把壶挂门口。壶底刻的是我的款。”陈铜福把铜铃放下，“你一直打的是我的款。”
陈铜生蹲下去，拿起另一只铜铃，翻过来。底款确实刻着“陈铜福制”。他打了十年铜，刻了十年哥哥的名字。
“为什么？”陈铜福问。
陈铜生蹲在地上，看着那些熏黑的铜器，很久才说：
“你说我的壶挑不出毛病。我想，刻你的名字，就是毛病。”
四
第二天，陈铜生把熏黑的铜器全部卖了，论斤。
收铜的人问：“烧过了，不值钱。”
陈铜生说：“值。烧过的铜，做弹壳更好。”
他用卖铜的钱买了一批新铜料，搬到陈铜福的铺子里。兄弟俩的铺子合在了一起，门口挂两块木牌，一块“陈记铜器”，一块“陈记铜饰”。
陈铜福打首饰，陈铜生打铜壶。但他不再刻哥哥的款了。他刻自己的名字，歪歪扭扭，像他打的铜壶。
打铜街的人说，陈记的铜铃，声音比以前还响。
五
一九九八年，打铜街改造，铺面统一换了卷闸门。陈铜生的铺子还在，但已经不卖铜器了，改卖五金杂货。他八十岁，坐在门口晒太阳。
有个年轻人来买灯泡，看见墙上挂着一只熏黑的铜铃，问：“阿伯，这个卖不卖？”
陈铜生看了一眼铜铃，说：“不卖。”
“这是你打的？”
“我打的。刻的是我哥的名字。”
年轻人不懂。陈铜生指了指街尾，说：“我哥的铺子以前在那里。他死了三年了。”
年轻人把灯泡钱放下，走了。陈铜生从墙上取下铜铃，摇了摇。声音还是沉的，传得远。
他想起十年前，哥哥蹲在地上，拿起一只铜铃，翻过来看底款，说“这是我的手艺”。
他把铜铃挂回去，继续晒太阳。
打铜街的阳光很好，照在卷闸门上，亮晃晃的。但陈铜生觉得，还是以前的铜铺好看。铜器摆在门口，太阳一照，黄澄澄的，像一街的金子。